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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将对贪腐卖国高官出怎样的重拳

一、在港内地官员和在港央企高管,确实具有贪腐卖国的最佳条件

香港是国际自由贸易港口城市,天然适合从事国际间谍活动。因此,外国情报机关便长期在香港从事招募、策反、窃密等间谍活动。

据港媒透露,撇开驻港官员不说,华润、中银、中信、光大国际及招商局这五大中资集团,还35个省、部级单位在港窗口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,官二代、官三外国情报机关代及其亲属所占比例较高,且95%的人超过在港澳任职6年的期限。像宋林这样的副部级央企高管,几乎知晓国家金融、经济乃至政治方面的中央最高级核心机密,而省级官员又几乎知晓省级核心机密,可见,那里简直就是一个“中国活的国家机密库”,外国情报机关只要稍花点工夫,巧做让高官放心的“又赢”安排,什幺情报弄不到手!

有国务院研究室资料披露,“这批在港澳的高层,6.3成至7.5成人员都非法持有外国护照、居留权甚至外国国籍”。你想想,他们自己和其家属都持有外国护照,自由出入本国和他国,且不是“合法”得来的这种“待遇”,这几乎可以看成是已被人家拉下水的重要表现。

《东方日报》称,王岐山曾直斥“贪敛、堕落到某一界线会利令智昏,为外国政府效劳,有意提供政治、经济金融等机密情报,不择手段窃取情报”,警告涉贪腐官员不要自以为聪明、好运,中纪委将不惜一切代价彻查到底。这说明,中央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威胁和危险,并决心下重拳进行治理了。

二、对于贪腐卖国的高官,法律到底能出什幺重拳

最重的拳,当然是刑法之拳。刑法对于出于贪恋出卖国家机密,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,主要设定了间谍罪、为境外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秘密、情报罪。这两个罪都是重罪,都规定有死刑。

间谍罪,是指参加间谍组织;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;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。这里当然主要是指前两种行为,第三种行为在和平年代一般不涉及。不要认为,我党的高级干部不会去参加间谍组织,恰恰相反,普通老百姓参加的可能才小。谁的脸上也没有写着自己是间谍,真正的间谍都有很好的掩饰,当你发现某人被纠出是间谍时,你才意识到他是间谍;在他未被发现时,他就是一个有模有样、有头有脸的人——举一个例子,像刘汉现在受审,他就是黑社会头子,而被查处前,他在人们的眼里就是最大的能人。

现在发现的间谍非常少,就是因为隐藏得好。据港媒报道透露,某中央驻港机构官员2003年曾被揭发收受英国情报人员几百万港元款项,被判了15年。他出事后,妻儿早被安排前往英国,可能是他投身英国间谍的交换条件。这事审判得何等保密,我搞了这幺多年的法律,也是到现在从环球时报的报道中才知道。

再举一个我熟悉的军队高级军官的案例。刘连昆案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,少将军衔,还不照样成了当时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间谍,当时台湾当局花了百把万美金就把他搞定了。他把我们当时对台演习的全部绝密情报都提供给了台湾,要不是李登辉在竞选演说时嘴跑火车,说“中共所有行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”,连大陆演习打的飞弹是空包弹都知道,明显是有重大内鬼,才查出来时已经当间谍7年了;可以相见,若不是李登辉那张乌鸦嘴漏气,刘连昆有可能一直隐藏下去。刘当时被判处了死刑,执行了枪决,一同枪决的还有另一名大校军官邵正宗,邵更早时候被台湾间谍策反,接着他又帮助策反刘连昆。

为境外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秘密、情报罪,是指为境外的组织机构(不是间谍机构或不知道是间谍机构)和人员(不是间谍人员或不知是间谍人员),为他们搞来秘密、情报提供给他们(可以是窃取、刺探、收买而来,也可以自己掌握的秘密、情报直接非法提供),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。可见,该罪与间谍罪的主要区别是参加间谍组织没有,知道不知道对方是间谍人员(情报人员),知道定间谍罪,不知道定本罪,反正也不会导致放纵犯罪,都是重罪,都有死刑。

此外,涉密的犯罪还有一些,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,以叛逃罪从重处罚,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叛逃罪,从最重也只能判处10年。同境外组织人员没有关系,同间谍也没有关系,单纯的泄露国家秘密给一般人员,最重只有有期徒刑7年,在港内地官员和央企高层不会涉及这样的小罪,就算犯了也不会以该罪追究。

三、如何看待中纪委对在港内地官员和央企高层出重拳的反腐行为

香港媒体称,内地对于驻港中资集团、央企曾进行20多次整顿调查,但贪腐问题基本未改变,甚至出现违纪违法以及将敛财势力合法化、正常化的情况,原因是受到利益集团保护。可见,在港腐败势力发展到现在,已经完全能“和谐”掉来自中央的任何整顿调查。或许这次“习王反腐风暴”能有所触动。

老实说,现在反腐的法律也还是那些法律,只不过是执行的人变了,决心变了。用我们党自己的语言说,还是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,因领导人的注意力改变而改变,这就是“人治”的典型表现,不要将其拔高到国家已进入到“法治”社会的高度。法治是什幺?是rule of law,是人人受到法律的统治,无论他的官位有多高,都受到法律的约束,依法设立的法治机构能够依自身的机制启动,而不是靠某个别领导人的决心和魄力。靠某人或某些人的魄力反腐,名义上是依法治理,实质上只是把法律当工具使用而已,而不是自动化的法治运行机制。

结论很简单,狂风暴雨般地反腐是必要的,但暴雨过后应使国家进入到常态的法治反腐状态——反腐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,而应成为一种经常化的、法治化的工作状态,要靠制度及时发现腐败,及时惩治腐败,使得腐败的发现和惩处具有必然性,;这样在位的人才不敢腐败,才形成良好的互动,腐败才能减少或真正根除,否则,一定会前腐后继,最后反腐的人自己也会进入腐败的状态。